“有個二十歲出頭的小伙子，叫聶樹斌，你認識嗎？”

“不認識。”

2005年9月，律師朱愛民告訴王書金，聶樹斌被認定為石家莊西郊玉米地奸殺案的兇手，被判死刑，已經執行了。

王書金突然抬頭，怔怔地看了朱愛民有5秒鐘，眼神里閃過一絲驚訝，接著，陷入沉默。

幾分鐘后，他說：“這是我干的，怎么把別人給殺了？”

身背數起強奸殺人案，王書金在當年被警方緝拿時，就給自己判了死刑，并交代了石家莊西郊玉米地奸殺案。

但這起發生在1994年8月5日的奸殺案，21歲的聶樹斌被認定為兇手，于1995年被執行死刑。

一案兩兇。王書金的命運從此與“聶樹斌案”緊緊捆綁在了一起。

被判了死刑的王書金，在高墻里度過了11年。

有人說，他把聶樹斌的案子攬在自己身上，是為了多活幾年。王書金說：“多活等于多受罪。”

“多活等于多受罪”

“為什么石家莊西郊玉米地這起案子不認定呢？”這些年，王書金與辯護律師朱愛民見面時，一直問這個問題。

河北邯鄲磁縣看守所，9張床位的監室，王書金住了快四年。

他一直“過得不錯”：能和公安局長、看守所所長、醫生直接對話；想吃什么可以和看守所所長直接反映，還能吃上別人吃不到的方便面和火腿腸——因為案情特殊，他被特殊對待。

“前一兩年，他一度吃得虛胖，看守所的干警提醒他要節食”。朱愛民說。

今年4月，最近一次會見，他發現王書金瘦了，除了血糖有點高，沒有其他毛病。

除了吃飯、睡覺、上廁所、看電視，看守所里的大部分時光，王書金都用來等待一個結果。

2013年9月27日，河北省高院駁回他的上訴，維持一審判處其死刑的判決。不久，該案進入最高法進行死刑復核。

朱愛民明顯感覺到，拿到死刑終審判決后的半年，王書金的心態相對平靜。

但最近兩年多，隔段時間，朱愛民就會接到看守所的電話，說王書金情緒波動，坐立不安。

認識王書金11年，朱愛民知道，他性格內向，坐立不安是表達焦躁的方式。

王書金曾跟朱愛民說，原以為死刑復核在2015年走完程序，沒想到至今沒個結論。這讓他“心里沒有底”。

王書金另一位辯護律師彭思源也表示，今年1月他見了王書金，其精神狀態不好，有些消沉，一直重復“拖的時間太長了，受不了了”、“還不認定，怎么回事？”

三個月后，王書金問朱愛民：“光說延期，也沒說啥原因。我認為這是拖時間。”

朱愛民告訴他，有人說他把玉米地奸殺案攬在自己身上，是為了多活幾年。

王書金立刻反駁：“他們真的不知道，我多活等于多受罪。”

“怎么把別人給殺了”

2005年9月17日，河北廣平縣看守所，朱愛民第一次見到王書金。他跟朱愛民說，自己給自己量了刑，肯定死定了。

黑瘦、木訥、眼睛里沒有一絲靈光，口音很重，溝通要靠翻譯：這是朱愛民第一次會見王書金的情形。

他告訴王書金，聶樹斌被認定為石家莊西郊玉米地奸殺案的兇手，已被執行死刑。

王書金說：“這是我干的，怎么把別人給殺了？”

2005年1月18日，在河南滎陽警方一次治安排查中，王書金被帶走。隨后他交代，自己在1994年11月至次年農歷八月先后作案6起，其中4起強奸殺人案，石家莊西郊玉米地案是其中之一。

當時，聶樹斌被判死刑并執行已經過去了十年。

2007年3月，邯鄲中院一審宣判，王書金犯故意殺人罪和強奸罪，判處死刑。

讓他奇怪的是，他供述的玉米地奸殺案，沒有被認定。

王書金不服，上訴至河北高院。理由是，一審法院認定有自首情節，但沒有體現從輕或減輕處罰；其主動供述石家莊西郊奸殺犯罪，也沒有認定屬于重大立功。

彭思源回憶，王書金急于給自己“加罪”，是想獲得靈魂救贖。“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認，不想到了下面，兩只鬼還要打架。”

但彭思源也承認，如果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平反聶樹斌案，可為王書金爭取到重大立功，他或許還有生的希望。

六年未見的當事人

王書金跟律師說，他被相關工作組要求翻供，不要“蹚聶樹斌案的渾水”。如果翻供，就給他女友和兩個孩子辦低保。

2007年7月31日，河北高院二審第一次開庭后，兩位律師卻找不到王書金了。

朱愛民給主審法官打電話，得到的回復永遠是“案子還在審理中”。

2013年4月2日，朱愛民到河北省高院，問主審法官王書金在哪里，要申請會見，得到的回復是，不知道。次日，他再去廣平縣看守所，被告知人被提走了，不知道在哪里。

直到當年6月，朱愛民和彭思源接到法官通知，案子可能再次開庭，并告知王書金被關押在磁縣看守所。24日一大早，二人趕到磁縣看守所，會見六年未見的當事人。

王書金白了、胖了、口音沒有以前重了，精神狀態不錯。“六年無法和外界取得聯系，終于可以有人講講心里話了。”彭思源回憶，見到兩位律師，他有點激動。

王書金回憶，那六年他輾轉河北石家莊、邢臺等多個看守所，分別停留個把月，再換到下一個地方。最終，2012年7月16日，到了磁縣看守所。

這中間，王書金的態度有過反復。但再次見到律師，他一口咬定，堅稱自己才是真兇。

這一堅持延續到6月25日的二審第二次開庭中。

據新華社報道，當天庭審出現了罕見一幕——被告人及辯護律師稱這樁犯罪是當事人所做，公訴方稱被告人沒有實施某樁犯罪行為。

法院維持了原判。2013年9月27日，終審判決書送到王書金手里時，他簽字的手在發抖。

朱愛民從王書金臉上看到了不解和疑問。他記得，第一次會見時，王書金臉上分明是如釋重負后的坦然和淡定。

彭思源說，最開始，王書金面對死刑還很坦然，越往后拖，心態反而不那么正常了。

“早有充分思想準備”

“如果真能等到聶樹斌案了結，我也能踏踏實實地走了。”跟律師會見時，王書金“有點欣喜”。他知道，聶樹斌的案子弄清楚了，他的案子也就快了。

2014年12月12日，王書金案在最高法進行死刑復核期間，最高法指令山東高院復查聶樹斌案。

但山東高院的復查先后經歷四次延期，長達一年半。王書金的死刑復核也因此懸而未決。

朱愛民問他，如果死刑復核下來了，你怎么辦？

王書金說，都已經這樣了，而且這么多年了，早就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了。

他多次和兩位律師提到，如果那一天到了，最放不下女兒。

從河北逃亡到河南滎陽的十年，王書金認識了一位女友，并育有一兒一女。女兒2000年出生，童年幾乎是和王書金一起度過的。

案發后，女友帶著孩子嫁人。朱愛民曾和她提到，等孩子長大了，可以帶他們來看看。但對方說：不想給孩子留下不好的印象。

11年來，沒有家人來看過他，也沒有送過一分錢或一件衣服。王書金也知道，他做的事情，讓家人“抬不起頭”。當年回老家指認現場，村民紛紛拿東西砸他罵他。

2013年7月，彭思源去王書金老家尋找他的家人，對方都避而不見。他輾轉找到了王書金的一個侄子，對方只撇下一句話：“如果需要見最后一面，我們可能會去。”他拍了王書金故居照片，又找到王書金兒女拍了合影，還特意把合影洗成三寸，方便王書金裝在口袋里，隨時拿出來翻翻。

今年6月6日，因客觀證據不足、不排除他人作案可能性等問題，最高法決定對聶樹斌案進行提審、再審。

接到通知書后，聶樹斌的母親、72歲的張煥枝老淚縱橫，覺得“這些年沒有白努力”。

她對王書金的感情更為復雜。

“我恨，如果他沒有作案，警察就不會查到兒子聶樹斌；我也感激，因為他敢于承認。”6月11日，提到王書金時，張煥枝說道。

新京報 張維